主持人：杨君 中央电视台资深媒体评论员靠谱的证券公司，节目主持人
媒体人物 ：江海洋 中国内地第五代导演、编剧
杨君：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中央电视台著名媒体人，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也被称为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媒体明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的第一位电视传播学硕士，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被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央视《世界经济报道》《纪实十五分钟》和《半边天》等多个栏目。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展开剩余92%2002年入选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2002年10月出任香港“两地影视业大型交流活动”主持人，2003年3月8日世界妇女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杨君“笑容”系列邮票及首日封。杨君被国内外媒体称为近年来中国影视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介绍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嘉宾简介：
江海洋，1955年7月9日出生于上海市，中国内地男导演、摄影，曾任教员。现为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一级导演、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2021年续聘）、中国电影家协会数字制作工作委员会会长、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
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陈凯歌、田壮壮、宁瀛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1982年至1986年参加过影片《城南旧事》《小街》《姐姐》《流亡大学》的拍摄，历任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1986年与人合作编剧并独立执导了影片《最后的太阳》，该片获上海文学艺术大奖、优秀影片最佳编剧奖、'文汇'新时期十年电影奖和最佳处女作奖提名，该片还入选了印度的中国电影周。《一无所有》是1990年全国十大卖座片之一，同时参加比利时的中国电影周。2025年担任第32届上海影评人奖评委会主席。
江海洋导演是中国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风格见长，尤其擅长刻画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江海洋导演的作品关注现实，擅长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反映社会变迁，代表作《高考1977》被誉为“近年来难得的打动心灵之作”。
从1977年到2025年，恢复高考48年了。
40年前的高考，是一道曙光，唤醒的是一个沉睡十年之民族的理性和理想。1977年，更是无数个体命运的转折点。
上海籍导演江海洋在1978年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30年后，他拍了电影《高考1977》，回溯一代人充实理想的光辉岁月，和面对命运转折的喜怒哀愁。
这个依靠高考改变了命运的电影人，高考又回头成就了他电影生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江海洋在《高考1977》中加入了许多他自己想说的话，他在电影中有一句台词说，“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
《高考1977》海报。
从技校到电影学院
江海洋1972年中学毕业，当时还有插队落户的政策，因为家里已经有两个姐姐在外地，他就正好处在可以不去插队落户的那一档。
那时候上海正好恢复了技校，江海洋去了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就是现在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前身，学了两年机械。“我在读书期间比较活跃，读了两年，就留校做老师了。”江海洋说，“非常开心，可以继续读书了。我们那代人，只要能进学校，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愿意去，这是普遍现象。”他说，“那时候学校不招生也不考试，分配你去让你读书，你还想选什么专业？”
导演江海洋
《高考1977》剧照。
虽然读着机械，做的却是文艺青年的事。在学校，江海洋组织大家文艺演出，写诗歌，出黑板报，开展体育活动。学校觉得他这方面不错，就留下他，在团委里工作，还是继续做这些唱唱跳跳的事。干了四年。“这个氛围对于我们这些喜欢读书的人是很幸福的。”
《高考1977》剧照。
1977年还没正式宣布恢复高考的时候，已有消息传了出来，在插队落户的青年那儿，反应很强烈。但是在江海洋这样在大城市有比较好工作的人那里，他说还是要考虑考虑的。“这是个选择，但也怕一读书，又被分配，万一分到外地去。上海人念旧嘛。”
到了1978年，江海洋觉得不能再犹豫了，“真的是想，我这辈子是不是想就这样了？因为我父母都是文艺界的，我在这个氛围中长大，那么于是就决定去考电影学院。”
江海洋的高考并没有插队落户的知青们那么艰辛，考艺术院校不用单位出证明，自己去报名就行。江海洋说，“估计那时候如果要出证明才考，学校一定不会让我去。培养你是想让你在这好好干的嘛。”江海洋没有告诉学校他要参加高考。
他想报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我父亲也是演员，他就跟我说，你吃演员这碗饭，优势不大。你长得帅，但没什么特点，也不缺你这样的人。”父亲觉得他平时爱琢磨，偏理性，演员是需要激情的，所以可能更适合去考导演。
江海洋在82年电影《小街》实习拍摄
那一年导演、表演两个专业考试时间是冲突的，导演系在上海有考点，于是江海洋就去考了导演系。
初试编故事、朗诵、编小品。江海洋回顾当年的竞争也是激烈的，光上海报考北电导演系的就有700多人，“大多数人朗诵总会，编故事还行，但做小品不行。我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就很擅长。我当时做小品还是焦晃给我辅导的。到复试很顺利就过关了。”
《高考1977》剧照。
进了复试，就需要单位给证明。江海洋还是不好意思和学校说，好在单位管公章的同事与他关系好，“我就跟他做思想工作，帮我先斩后奏，如果没过就当没这事。后来过了，学校说你既然考上了，那就放人了。”
江海洋至今记得复试的题目，编故事的题目是《一根铁棍》，命题小品是《一张邮票》，之后看电影写影评，看的是《枯木逢春》。
问江海洋如果那一年没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是不是就安心留在学校继续教书？江海洋说，决定参加高考以后，读书的欲望就愈发强烈了，他的后手准备，是1979去考正牌大学，他心仪的复旦大学。“其实那时候考文化课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自己在学校做老师，数理化没断过，稍加复习就行，没有那些上山下乡的人需要那么刻苦，连书都没有。所以那时候就算去考正牌大学，也是没有问题的。”
主动选择了命运的个人理想主义者
等到入学，江海洋发现，学校的老师也耽误了十年，“他们虽然是教学者，其实也在摸索，也在跟我们商量着学习。”
那个年代，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关键词就是读书，正值读书的年龄，十多年不让我们读书，所有人对知识的渴望都是如饥似渴的。所有人都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虽然这句话当时并不知道真正是什么样的，但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奔赴这句话去践行的，大家都知道，读书了才有出路。”
江海洋与陈凯歌、田壮壮的合影。摄于2007年。
导演班28个人，年龄背景参差不齐，班长是田壮壮，党小组组长是陈凯歌，江海洋是团支部书记。江海洋记得在同学们中，陈凯歌的英文是班里最好的，他的宿舍里总有很多文学书，有些甚至是原版英语书。
而隔壁摄影系的张艺谋的钻劲最令人佩服，有一次，江海洋在张艺谋的宿舍床底下发现了一大块铁疙瘩，拖出来一看，竟然是张艺谋熔铸的一个摄影机模型。他大惑不解地问：你做这干吗？张艺谋答道：这是为了拿稳摄像机，而特地做了用来练习的。
田壮壮和江海洋当年在大学参加运动会。
“我们所有人都是要念书，学习氛围好到什么程度——当发现一个同学在看什么自己没看过的书，过几天一定大家都去看那个书。生怕自己落下什么，错过什么。” 那时候刚开放，同学们看了很多电影，禁锢十年后一下打开了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到这一代导演“出山”的时候，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姿态，来阐释他们对电影的看法，这就是“第五代”。
都说77、78级的考生是真正的精英，在之后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中成为最中流砥柱的一群人。江海洋认同这点，“这个闸门关了11年，所有人集中在这个口。全国第一批进闸的人，1056万人考试，身强力壮跑进去的4%，那是第一批自己去选择命运的那代人。”
《高考1977》剧照。
江海洋说，父母那代人，是无私的理想主义，“一切都是国家的。我们这代人也是理想主义，但我们没那么无私，我们会想个人。会把个人命运前途和国家利益放在一块去想的。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我们是知道自己要对自己负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个人的理想主义者。个人的上进是我们那代人普遍的标志。”
江海洋总结这一代考生的共性时说，“我们是在没有选择中长大的一代人，1977年恢复高考，这个意义就是给了我们这代人可以选择的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选择了。选择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不审查资格，没有门槛。我们从小的梦想，因人而异的差异化的理想，有人想造飞机潜艇，有人想搞电影文艺，都可以凭借高考得到机会了。高考给我们的是一个选择。其次，高考公正、公平、公开。十年禁锢之后，有一件事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公开，那是跨时代的事。”
《高考1977》海报。
《高考1977》：一个特殊生存状态下所有人面对的一场考试
毕业后江海洋到上影，体制内的单位，拍什么都是被分配的，创作上并不自由。从进厂到拍《高考1977》已经过了20多年，当中有13年江海洋都在拍电视剧。
一开始《高考1977》也是江海洋找了外面的钱想拍电视剧的，“但心里也总有心结，觉得我学电影的，我最好是用我学到的本事，讲述一段我曾经的经历。”
江海洋筹备这个电视剧的事被上影厂领导知道了，时任上影厂长的任仲伦是77级的考生，副厂长汪天云是78级的，都对这个事情有情结。“他们知道我要拍这个，就来找我，说可以拍电影，厂里给钱。我也很高兴，在很短的时间就搞出了剧本。”
但这期间还有些小插曲，为了提纲，创作整整拖了大半年。上影决定要拍这个题材，就又重新组织创作，厂里的想法觉得江海洋写的太单一，想把东西南北中都囊括进去，又派生出4个不同角度的想法，有记者的角度，有从领导人的角度，后来又征求各方意见，最后还是拍板用江海洋的版本。
“在我的剧本里，我讲群像，基本的东西都讲到，人心之迫切，风吹草动，将信将疑。真的可以改变的时候，每个人对改变还是有选择，面对这个选择，亲情、友情、爱情都受到影响，这是人之常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清楚，我不是要拍一个关于考试的电影，而是人在那么一个特殊生存状态下所有人面对的一场考试。写生存状态比考试要重要。”
《高考1977》海报。
《高考1977》里最后有一群人追火车的戏，江海洋说，这是个比喻，“火车就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火车来了，你赶不赶得上？一天只有一班。这就是我要讲的话，11年总算来这一班，我赶上了，以后不再有了，以后就正常考试了。那一年的高考是特殊的。”
《高考1977》之后，江海洋也持续关注高考和教育的题材。后来江海洋又把电影里没有讲完的话拍成了电视剧《我们的1977》。“但电视台审片的人已经更年轻了，对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没有共鸣，都说这个戏不卖座，没有播出。”
江海洋还想拍当代的高考，40年来，高考始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和生活，但是“现在的高考是一整个家庭的事，和当年个人的选择已经完全不同。”一方面找投资并不容易，另一方面，他还吃不准创作的着力点。
摘自《杨君访谈媒体人物》靠谱的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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